1939年9月23日凌晨4时，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工兵联队在汨罗江北岸秘密架设浮桥。这支由785人组成的工兵部队携带36吨架桥材料，在夜色掩护下进行作业。

中国守军第52师侦察兵发现异常后，立即调动三门克虏伯野战炮进行炮击，首轮炮火击沉两艘冲锋舟，导致27名日军落水身亡。这是新市镇首次沦陷前的序曲，这座位于东经113°08'、北纬28°42'的千年古镇，即将迎来持续五年的腥风血雨。

时年七岁的许光仁家住邹家屋场，这个由21户组成的自然村落距新市街仅1.2公里。1941年农历三月初七清晨，日军早渊支队的侦察分队出现在村口皂角树下。

许父匆忙将全家九口分成三组：祖母带着两个幼弟藏入地窖，母亲抱着患百日咳的定娥、立娥两个妹妹躲进竹林，许光仁则跟随父亲和三个兄长向密岩山转移。逃亡途中，他们目睹日军骑兵队纵火焚烧相邻的王家湾，37栋民宅在东北风中化为火海。

1941年9月18日，日军第二次进犯期间，新市街遭遇系统性破坏。许光仁清晰记得，日军第四十师团辎重联队在镇东开设临时马厩，强征民房126间。

为获取木料，他们将镇内72块明清时期的牌坊拆解，其中刻有"进士及第"字样的嘉靖年间石坊被砸成38块，用于铺设马场地面。镇中百年老字号"裕丰粮行"的300石存粮被洗劫一空，17个储粮地窖被倒入煤油焚毁。

第三次浩劫发生在1941年12月27日冬至夜。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45联队突袭邹家屋场，许光仁堂伯邹清泉为保护祠堂祖宗牌位，被日军用三八式步枪枪托击碎颧骨。

日军在祠堂天井架设篝火，将族谱典籍投入火堆取暖，同时逼迫12名村民脱光衣服在雪地中跳舞取乐。许家祖传的六进宅院中，四间厢房的雕花门窗被卸下充当柴火，厨房水缸里漂浮着日军排泄的粪便。

最惨烈的第四次入侵始于1944年5月16日。日军第三十四师团214联队在新市街设立"慰安所"，强征47名妇女。据1997年出土的《维持会秘密账册》记载，这些妇女每天被迫接待12-15名日军，患病者被丢弃在镇西乱葬岗。许光仁的远房表姐邹玉梅因反抗施暴，被剥光衣物绑在关帝庙旗杆上曝晒三日，最终因严重脱水死亡。

在物资掠夺方面，日军建立起严密的征收体系。1944年7月的《第十一军后勤通报》显示，新市镇周边每月需上缴：糙米800石、活猪150头、木炭200担。

许光仁曾目睹征粮队用特制量具"鬼斗"克扣斤两——标准一石（约60公斤）的容器，实际容量达72公斤。村民邹大富因抗议克扣，被日军用铁丝穿透锁骨，吊死在镇公所门楣上。

细菌战造成的持续伤害更令人发指。1945年3月，许光仁的妹妹立娥手臂出现鸡蛋大的溃烂创面。镇中唯一的老中医诊断后，发现这是日军投放的炭疽杆菌所致。至日本投降时，邹家屋场37名儿童中16人死于类似病症，死亡率达43.2%。幸存者多数像许光仁那样，左手小指因神经损伤永久蜷曲。

在五次大规模"扫荡"中，日军创造出多种虐杀手段。1943年秋收时节，日军将21名怀疑通敌的村民驱赶至晒谷坪，逼其吞食混有铁钉的稻谷。

据目击者许登明回忆，受刑者肠穿肚烂的哀嚎持续了整整两日，最终只有3人因提前吞服蓖麻油催吐侥幸存活。镇东头的老槐树上，至今留有12处捆绑绳索的深痕。

面对暴行，新市镇民众发展出独特的生存智慧。许光仁参与过"地窖通讯网"——村民们在相连的窖洞中传递情报，用敲击土豆窖壁的方式示警。

1944年除夕夜，他们通过这个网络成功转移37名国军伤员。在物资极端匮乏时，妇女们发明"百纳盐"：将墙根硝土、芭蕉芯、皂角灰混合熬煮，每百斤原料可得粗盐二两。

战后清理工作中，张早清等12名挑尸工持续劳作三年七个月。新市镇周边共发现"万人坑"9处，最大者位于镇南芦苇荡，占地230平方米，清理出骸骨1274具。

这些遗骸中，有38具呈现手脚反绑状态，21具头骨嵌有铁钉，最年幼的受害者经齿龄鉴定仅六个月。1987年修建烈士陵园时，施工队掘出日军遗留的97式手榴弹27枚、防毒面具43具，印证着那段残酷岁月。